然而，人类社会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国家统治，为了保障和平，为了人类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，并获得自由和幸福，法和国家是必要的。
如果说法学学术的目标在于一般化，那么法律的一般性就成了法学研究的核心。法律必须面向社会开放，必须向案件事实开放，必须向理解者开放，否则法律根本就无法实施。
【摘要】 体系思维的封闭或开放姿态对法治实现的程度有很大影响，要想搞好法治建设就需要处理好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关系。其前提是排除任意的解释，开展充分的法律论证[13]。这意味着，我们没有把法治当成讲法说理的过程，或者换句话说缺乏关于法治的伦理。针对个案的法律发现是对一般法律规范的超越，是一般法律规范运用的结果。欧美国家的法律人所寻求的是明确的法治之法，在道德等社会规范与法律适度分离以后，明晰的法律就能够以法治的名义调整社会。
由法律发现方法所塑造的裁判理由，是在构成法律渊源的要素中所探寻出的理由。虽然有时会超越法律规范，或者创造性地运用法律，但它是在构成法律渊源的要素中探寻的。20世纪之后，英国已经放弃了议会主权原则。
与自然科学不同，精神科学，即人文社会科学，涉及个人的经验与体验，涉及对人的内在心性的理解，关注的则是一般中的个体，是"生命本身理解自身"，故而"生命构成精神科学的真正基础"。表演者处于剧本解释者的位置，而观赏者则处于解释的解释者位置。实践中，立法解释的局限性已经显露出来。例如，法国法院通过对民法典简单几条侵权法规定的解释，发展出复杂的侵权行为法体系。
法院获得司法审查权，并不意味着法院凌驾于"人大"和国务院之上，或与之处于同等的地位，而是出于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权威的职权分工需要，正如公民有权监督政府行为，并不意味着公民凌驾于政府之上，或与政府处于同等的地位。根据人大常委会授权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，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，可自行解释，对于其他条款也可解释。
上述批评，分别来自20世纪60、70和80年代。在研究中"我们每次都听到某种过去在反响的新声音"，对于文本进行"提问题的人"，也"从属于传统并接受传统的呼唤"。第一，解释已经具有本体论的属性，"在《存在与时间》里，真正的问题不是已经不是存在如何能被理解，而是理解如何是存在"。法官在法律应用中，首先是认真对待法律文本，努力理解其中的意义。
（二） 解释的过程和原理 1．解释的历史性、前见与传统 （1）解释的历史性。伽达默尔没有提供例子。有助于运用司法机制，审查立法的合宪性，从而维护全国的法治统一。第二，艺术作品与观赏者具有共时性。
这种行政解释制度，不符合"四中全会决定"中关于依法行政和约和建立法治政府的精神，亟待改变。但是，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，词语是对理念的描摹，原型优于摹本，摹本附属于原型。
语言的世界经验是'绝对的'，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状态的相对性"。伽达默尔援引对话来例证解释活动，还具有深层用意。
但是，他的解释学理论也存在局限。另一方面，某些西方的哲学和法律理论，虽然产生于西方，但涉及人类社会（尤其是现社会）中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，因而其适用范围并不限于西方。对话达成一致，就是视域融合。但是，"对某一类案件、某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"的解释，并没有与制定法挂钩，而是或者根据制定法原则进行解释，意在补充制定法的漏洞。伽达默尔认为，这种争论都没有正确认识思维的性质。但这并掩盖这样一个事实，即解释者在时间循序上，后于文本。
由此可见，传统的"解释学循环"经过伽达默尔的阐释。"谁试图理解文本，谁就必须拒斥某些东西"。
这带来一个问题，即如何防止法官专断，从而确保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。上述两种视域在互动中进行调适和整合的过程，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。
德里达的批评，主要指向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关于对话的观点，认为预设人们在对话中会秉持善意，是一种空想，而把善意作为对话的先决条件，则有形而上学之嫌。与此同时，语言文字中内嵌精神和理想，如果说解释学以语言为中心，那么，"文字的东西更是解释学的对象"。
另一种对原物的表现形式是象征，如标示某个团体或国家的旗徽等。第一，解释者把一般事务运用于具体事例，如解释者在解释"动物"时，就会将这个概念应用于具体的动物，如牛马猪羊等，甚至会提出人是否属于动物的问题。实际上，法官适当解释法律的过程，就是解释学的视域融合过程。但在后来的发展中，法院通过解释法律来满足经济、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便成为得到普遍接受的实践。
由上述规定可见，在中国法律解释的整个体系中，立法解释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。第二， 艺术作品意义具有真理性。
到那时，"人大释法"便完成了历史使命。因此，思维和语言具有同一性，理解与解释也具有同一性。
如对话一样，"一切翻译都是理解"。他在这样做时，"并没有降低法律的声誉，而是相反"，"发现了更好的法律"。
如上文所述，海德格尔揭示了语言的本体论性质，并指出了语言与解释的内在联系。第二，解释活动是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，受到前见和文本的双重制约，在辩证的互动中实现整合。有鉴于此，中国在发展和改进法律解释的过程中，借鉴其中的精华和洞见，就显得合情合理。（3） 伽达默尔列举翻译，例证对话是一种创造性活动。
解释者接触文本之后，他的前见与文本的意见，他的历史视域所显现的文本意义与自己视域所发现的文本意义，由于时间距离和处境不同，就会产生紧张关系。二是关于解释的性质，传统解释学陷入了误区，认为理解在于发现文本中的客观真理。
必须指出的是，关于作品本身的意义，可以把作品的意义视为是对某些问题的回答。在美国，宪法和一般法律，主要由法院来解释。
但国王克瑞翁下令，任何人不得埋葬这位叛国者。他认为，只要能够通过解释学进路，解决艺术的真理性问题，就可以把解释学扩大到整个精神科学领域乃至更大范围，从而摆脱科学主义对整个精神科学的支配。
